“很多所謂的腐敗不是由于貪婪，而是一種副產(chǎn)品，因為立法者或政府官員覺得，他們對家庭，部落，地區(qū)或種族群體比對民族共同體負有更多義務(wù)，所以就公錢私挪。他們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人，只是其道德責任的圈子小于他們效勞的政治體。根據(jù)國家是否兌現(xiàn)社會契約中的承諾，公民也能理性地算出自己忠誠的程度。如果他們覺得國家合法，親身體驗到愛國主義的熱情，政治穩(wěn)定就會獲得極大的提升。今天，當代中國共產(chǎn)黨以經(jīng)濟表現(xiàn)來贏得合法性，另外還有重要的額外支持，即中國表現(xiàn)出來的民族主義�！� 對于自身，家庭，朋友的偏向性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內(nèi)在生物屬性決定的。道金斯在他的《自私的基因》中闡述，基因本身是自私的，他所表現(xiàn)出來的利他的精神和行為，都只是基因為了其存在而展現(xiàn)出來的集體行為，是基因存在策略的一部分。這樣的利他是根據(jù)共享基因的百分比來決定其傾向性的程度的，也就是說越是離得近的親屬，這樣的利他就表現(xiàn)得越是明顯。父親對于孩子的保護肯定比對于表親的孩子要來得多，更比對朋友的孩子多。這是容易理解的。 所以這樣的生物學的屬性決定了人類對與家庭的一種自然的傾向，呵護。但是如果是這樣，人類應(yīng)該是一盤散沙才對，應(yīng)該是沒有“國家”這樣的概念出現(xiàn)，因為大家只是生活在我們的小圈子里的，好像至今這樣的狀況在一些太平洋島嶼上還存在。 但是由于生存的壓力，戰(zhàn)爭等各方面的因素，國家還是形成了。那是什么突破了傳統(tǒng)的家庭的生物學屬性，而讓一個更為宏大的團體的存在成為可能的呢？從最早建立一個非人格化的國家機器的中國可以找到它的脈絡(luò)。讓中國從小家庭社會到大家庭社會的突破來源于儒家思想，這樣的思想是一種“教”，像“宗教”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給予世界，社會一個自洽的，全面的，終極解釋，并用這樣的解釋來提出道德規(guī)范，來秩序化人們的行為；另外，它是以一個非人格的國家來替代所有原來的基于生物學屬性的家庭的組織，這是一種突破，它突破了原來的界限，才給予國家一個涌現(xiàn)的機會，當然這不是自然而來的，更多是一種外在壓力使然，連年的戰(zhàn)火往往是國家這樣的組織體系得以產(chǎn)生的原因；還有就是儒家的精神實質(zhì)又是一種對于人體，家庭的一種模擬，一種放大。所以儒家是“對人性詩一般的崇拜”的，認為那是世間最為偉大的創(chuàng)造，所以對于它的模擬將是一個最為完善的組織形式。

但是，雖然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產(chǎn)生非人格國家機器的國家，但是，在整個中國的歷史過程里，還是充滿了人類的家庭的生物學屬性與國家這個更大的，共有的家的抗爭，而且?guī)缀蹩梢岳斫鉃榫褪钦麄�中國歷史的全過程。漢朝將過往“皇家”與國家分開，將皇家的仆人與國家的臣屬分開，就是為了將“國”變?yōu)橐粋�天下人的“家”， 而不是僅僅是皇家的“家”。。正是這樣的理解才成就了漢的輝煌，但是這樣的一個虛擬的“家”還是扛不住我們生物學屬性的歲月洗禮，西漢的崩頹就是士族大戶的發(fā)展對于公權(quán)力國家的一種顛覆，那個置于一切之上的“家”被分解了，代之以地方豪強，這就是一種人類回歸自然屬性的過程，只要那個虛擬的“家”失去它的公正，健康，力量時，我們就會回歸到自己的家。。。東漢的崛起其實是士族大戶的崛起，所以他注定不能成為一個可以向西漢那樣的國家，而只是一種士族操縱的所謂國家，從他出生的時候就帶上了這種先天不足的烙印。。。從漢到唐，對于士族的壓制一直是一個偉大國家崛起必須采取的措施。。。唐朝做的不錯才有了盛唐的恢弘。。。整個中國的歷史都是糾結(jié)在大小兩個家之間的，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在一個“家”的概念之下的。 西方家庭的突破來源于基督教。像中國古代一樣，西方人也一樣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家庭中的，但是基督教改變了這種狀況，在上帝的名義下，所有的人們統(tǒng)一到了一個大的概念之下，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我們需要相互照顧，相互幫助，最開始的宗教活動還是在個人的家里進行的，之后在基督教得到世俗權(quán)威的認同后才慢慢走向一個獨立，公共的運作。這樣的運作就是西方社會的一個凝聚力量，它突破了生物學上的離散家庭，構(gòu)成了一個共同體。但是它不同于東方的是，它是用上帝的“法”來規(guī)范社會組織行為，而不是一個擬人的組織。這樣就帶來了東西方歷史命運的分途。基督教對于西方社會的影響和儒教對于中國的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少中國還沒有過類似“十字軍東征”的事件，而且由于儒教的理念，它本來就是一種對世俗權(quán)力的擁護，所以它永遠處于一種臣服的地位，雖然它也同樣形成了一種對權(quán)威的道德規(guī)范，但是基督教對于世俗權(quán)威是有一種居高臨下的位置的。。。西方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更是奠定了西方現(xiàn)代歷史的形態(tài)。 “在每個國家，改革運動的領(lǐng)袖均有個人的宗教動機，包括普魯士的大選帝侯和菲特烈威廉一世。他們加爾文主義的傾向促成從國外引進自己的教友，并為自己描繪出嚴守紀律的愿景：正直國家領(lǐng)導(dǎo)的樸素的道德社會。荷蘭國家也受加爾文主義的滲透，從天主教西班牙手中贏得獨立之后，在17世紀已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和權(quán)力。早在英國內(nèi)戰(zhàn)之前，清教主義就是英國改革的重要動力，在19世紀繼續(xù)影響新興中產(chǎn)階級的行為。在19世紀晚期的美國，進步時代的上層改革者也是如此。他們不只是認為，政治老板和依附政治在妨礙他們賺錢，而是出于道德原因，對公共機構(gòu)變成私人工具感到義憤，美國人可能不信任國家權(quán)威，但相信自己的民主政府非常合法，也相信金錢利益和腐敗政客對民主進程的操縱違反民主原則。像吉福德平肖那樣的領(lǐng)袖個體， 受新教信仰的虔誠所驅(qū)動， 這種虔誠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在美國當代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有了覆蓋廣泛的信任半徑和社會資本，對國家的忠誠才能占據(jù)首位，超越對家庭，地區(qū)和部落的忠誠。傳統(tǒng)上，英國和美國的社會得以享有這兩種稟賦，至少在與希臘和意大利南部相比時是如此。人們?nèi)绮恢鲃訁⑴c公民社會組織，就不可能發(fā)起社會運動；要想得到激勵，還要看同胞是否也有愿為廣大共同體承擔公民責任的理想。
英國和美國社會資本的來源多種多樣，其中之一與如上所述的新教派別形式有關(guān)，它在這兩個國家都有很深的根基，鼓勵基層組織的宗教生活，無須依賴中央集權(quán)的等級制度。第二個來源與強烈的民族認同有關(guān)，以制度為中心---在英國是普通法，議會和君主；在美國是相似的普通法傳統(tǒng)和源自憲法的民主制度。到19世紀，兩國政府都被視為民族主權(quán)的合法體現(xiàn)，享有相當廣泛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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