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安德烈摘抄（一）

　　那時我23歲，剛從臺灣到美國，很震驚為什么歐洲的青年人和臺灣的年輕人世界那樣不一樣。他們?yōu)槭裁达@得沒有任何畏懼，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闖蕩？他們?yōu)槭裁礉M腦子都是玩，懂的玩、熱愛玩、拼命玩？他們的父母難道對他們沒有要求，要求他們努力讀書，出人頭地；他們的學校難道對他們沒有期待，期待他們回饋社會，報效國家？

　　所以主要還不是物質匱乏的問題；一個歐洲青年和一個臺灣青年，當時最主要的差別在于前者的個人思維和后者的集體思維。脫離集體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況，我們被教導，讀書求學固然是為了國家的強盛，“玩”，也同樣是在達成一個集體的意志。

　　做母親的我要不要告訴你，在全球化競爭中，兒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則無法立足？

　　我考慮過的，安德烈，但是我決定不那么做。

　　譬如你說，你特別看重你和朋友同儕相廝守相消磨的時光。我不反對。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伙而行，歡樂地前推后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棘擋路，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擠擠的群體情感，那無憂無慮無猜忌的同儕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離開這段純潔而明亮的階段，路其實可能愈走愈孤獨。你將被家庭羈絆，被責任捆綁，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復雜和矛盾壓抑，你往叢林深處走去，愈走愈深，不復再有陽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齡，即使在群眾的懷抱中，你都可能覺得寂寞無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親愛的安德烈摘抄（二）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

　　我的消極道德大部分發(fā)生在生活的一點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20％的富有國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離開廚房時，一定關掉廚房的燈。在家中房間與房間之間穿梭時，我一定不斷地開燈、不斷地關燈，不讓一盞燈沒有來由地亮著。你一定記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頭關燈吧——還一面罵你們沒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陽光，我會將洗好的濕衣服拿到陽臺或院子里去晾，絕不用烘干機。若是有自然清風，我絕不用冷氣。室內(nèi)若開了暖氣，我進出時會隨手將門關緊。澆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時候，我常讓你們倆用同一缸水洗澡，記得嗎？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龍吃飯，在街角突然聽見菲利普說，“快看！”他指的是這樣一個鏡頭：前景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彎身在一個大垃圾桶里找東西，她的整個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剛好一輛Rolls　Royce開過來，成為背景。菲利普來不及取出相機，豪華車就開走了，老婦人抬起頭來，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進社會中貧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歡香港，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難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給那個瞎了一只眼的老媽媽任何東西，因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于“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于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么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tǒng)，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親愛的安德烈摘抄（三）

　　安德烈問母親，“我真的不知道將來做什么，M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么？”

　　于是龍開始訴說著她的十八歲知道些什么，又不知道些什么。那時候的她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貧窮落后的鄉(xiāng)下。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不知道什么叫環(huán)境污染，不知道什么生態(tài)破壞，愈是貧窮落后的國家，城鄉(xiāng)差距愈大。十八歲那年，阿波羅登月；美國和越南軍隊侵入柬埔寨；德國的勃蘭特總理上臺，到華沙屈膝而跪，請求歷史的原諒。“而這些，我都很模糊。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

　　“你也許覺得，我是在描述一個暗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xiāng)村，一段浪費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簡單，安德烈。”“那個 “愚昧無知”的鄉(xiāng)村對于我，是剝奪還是給予？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系。”()

　　“離開了漁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歲月里，我面對黑白價值的顛倒，觀看權力的更迭，目睹帝國的瓦解、圍墻的崩塌，更參與決定城邦的興衰。當事情被顛覆、被滲透、被“現(xiàn)代化”、被 “后現(xiàn)代化”、被復雜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難分的地步時，我會想到漁村里的人：在后臺把嬰兒摟在懷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戲花旦、把女兒賣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見尸骨的漁民、老是多給一塊糖的雜貨店老板、騎車出去為孩子借學費而被火車撞死的鄉(xiāng)下警察、每天黃昏到海灘上去看一眼大陸的老兵、笑得特別開暢卻又哭得特別傷心的阿美族女人……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實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錨，牢牢定住我的價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對權力的傲慢、欲望的偽裝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雖然艱難卻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simonabridal.com/ciyu/6672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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